凌晨3点，我一个人坐在突尼斯海边，潮湿的海风吹散了酒意，但吹不散脑子里的嗡嗡声。手机上，一个本地朋友刚发来消息：“你确定明天要去那个区吗？那里……很复杂。
”12小时前，我还以为这次旅行，只是来看一看“阿拉伯之春”后那个传说中成功转型的民主样板。
一、被革命撕开的两个世界
来突尼斯之前，我对它的印象基本来自几个标签：“茉莉花革命”的起点、北非小清新、地中海蓝白小镇、三毛的撒哈拉。听起来特别文艺，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。
但从我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，我就感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
我住的酒店在首都突尼斯市一个叫Gammarth的富人区，这里是另一个世界。平整的柏油路两旁是高大的棕榈树，一栋栋带泳池和花园的白色别墅掩映在绿植后面，安静、优雅，空气里都是金钱和海水混合的味道。路上跑的全是宝马、奥迪，偶尔还能看到保时捷。
穿着精致的男男女女在露天咖啡馆里喝着意式浓缩，讲着流利的法语，神态轻松，仿佛生活在南法的某个度假小镇。
我跟一个开着敞篷跑车、戴着雷朋墨镜的哥们聊天，他叫Karim，家里做纺织品出口生意。我问他怎么看2011年的那场革命。
他撇了撇嘴，法语里夹着几句英语：“Revolution?Pour quoi?(革命？
为了什么？)”他指了指远处海面上漂着的游艇，“我们本来过得很好，是那些没受过教育的穷人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煽动了，非要搞什么‘民主’。结果呢？
现在经济一团糟，失业率高到吓人，治安也变差了。一切都乱了套。”
他顿了顿，喝了口咖啡，语气里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优越感：“你看，我们这些人，生活受到的影响不大，但那些当初在街上闹事的人，他们现在过得更惨了。这不是很讽刺吗？”
第二天，我决定去看看Karim口中的“另一个世界”。我坐上了一辆破旧的黄色出租车，告诉司机去埃塔达蒙（Ettadhamen），一个以贫困和高失索业率闻名的郊区。司机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有点奇怪，但还是发动了车。
车子离开富人区，像是穿越了一条时空隧道。路越来越窄，越来越颠簸。两边的别墅变成了密集、杂乱的灰色水泥楼房，墙皮大片脱落，露出里面的砖块。
垃圾在街角堆成了小山，散发着一股酸腐的气味。空气里弥漫着尘土、劣质燃油和一种说不清的霉味。
孩子们光着脚在污水横流的土路上追逐打闹，眼神里带着一种野生的警惕。年轻人们三五成群地靠在墙角，无所事事地抽着烟，目光空洞地看着来往的车辆。他们的眼神和Gammarth咖啡馆里的那些年轻人完全不同，那里是松弛和自信，这里是迷茫和愤怒。
我走进一家小咖啡馆，里面烟雾缭绕，呛得人眼睛疼。店里坐满了男人，他们面前只放着一杯便宜的薄荷茶，可以坐上大半天。我找了个角落坐下，一个叫Mohamed的小伙子凑了过来，他大概二十五六岁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，英语说得磕磕巴巴。
他听说我从中国来，很好奇地问了半天。聊到革命，他的眼睛突然亮了：“那是一段伟大的日子！我们终于推翻了那个独裁者！
我们以为，自由和工作马上就要来了。”
他的眼神又迅速暗淡下去：“但是……什么都没变。不，是变得更糟了。物价涨了快3倍，我大学毕业4年了，还是找不到一份正式工作，只能打点零工，一个月挣不到400第纳尔（约合900人民币）。
这点钱，连养活自己都难。”
他指了指咖啡馆外面：“你看这些人，他们当初都上了街，都流了血。我们以为赶走了狼，结果来了一群虎豹。那些政客，上了台就只顾着争权夺利，谁还记得当初对我们的承诺？
他们说给我们尊严，可没有面包的尊严，算什么尊严？”
他说完，重重地吸了一口烟，然后把烟头狠狠地碾在地上，像是要碾碎某种无处发泄的愤怒。
从埃塔达蒙回酒店的路上，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Karim和Mohamed的话。同一个国家，同一场革命，在不同人的口中，却是完全相反的叙事。一边是“黄金时代”被毁掉的怀念与不屑，另一边是希望破灭后的绝望与愤怒。
这两个世界之间，隔着的不仅仅是十几公里的距离，而是一道深深的裂痕。这道裂痕，从2011年被撕开，十几年过去了，非但没有愈合，反而越来越宽，越来越深。
你没听错，一边是岁月静好，另一边是怒火中烧。革命并没有让这个国家走向共识，而是把它彻底劈成了两半。
二、钱，钱，钱！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
在突尼斯，所有的问题，最终都会指向一个字：钱。
革命前，本·阿里政权虽然腐败独裁，但他用一套相对稳固的经济体系，维持了社会的基本运转，尤其是对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，提供了大量的补贴和就业岗位。很多人说，那个时候虽然不自由，但至少有饭吃。
革命后，新上台的政府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。政治动荡吓跑了外国游客和投资者，这是突尼斯经济的两大支柱。旅游业收入断崖式下跌，一度暴跌超过60%。
我去了著名的旅游城市苏斯（Sousse），海滩上冷冷清清，曾经人满为患的度假酒店，很多都关门了，剩下开着的，入住率也低得可怜。
一个在酒店工作了20年的经理跟我说，革命前，他的月薪加上小费能有1500第纳尔（约合3400人民币），现在一个月连800第纳尔都保不住了。他说：“游客不来，我们吃什么？民主能当饭吃吗？
”
更要命的是通货膨胀。我亲身体验了一下，这里的物价真的不便宜。在首都一家中档超市里，一升牛奶要3.5第纳尔（约8人民币），一公斤普通的牛肉要35第纳尔（约80人民币），进口的零食和日用品价格更是直逼欧洲。
可当地人的收入呢？根据官方数据，突尼斯的法定最低工资是每月450第纳尔左右（约1000人民币）。我认识的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，一个月的工资是1200第纳尔（约2700人民币），这在当地已经算是中高收入了。
你可以想象，那些月入几百第纳尔的普通家庭，日子过得有多艰难。
有一天我打车，司机是个50多岁的大叔，叫Hassan。我们聊了一路，他一直在抱怨。他指着计价器说：“你看，油价涨了多少？
我这一天跑下来，一半的钱都给了加油站。以前我一个月能剩下1000第纳尔，现在能剩下300就不错了。我儿子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，女儿还在上学，全家都指着我这辆破车。
”
他的车真的很破，车窗摇不上去，空调是坏的，座位上的弹簧都戳出来了。他说这车开了15年了，想换，但根本没钱。
路过一个加油站，我看到了惊人的一幕。很多人拿着各种塑料桶、油壶在排队，队伍长得拐了好几个弯。Hassan告诉我，因为政府削减了燃油补贴，油价暴涨，而且经常出现油荒，大家只好提前来排队囤油。
是的，在一个产油国，加油居然要靠抢。
“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‘新生活’。”Hassan冷笑着说。
后来我才发现，不只是油，很多基础生活物资，比如糖、面粉、食用油，都开始出现短缺。政府的财政赤字太高了，已经没钱继续维持高额的补贴。商店的货架上经常是空的。
我亲眼看到，有人为了买一袋糖，在超市里跟人吵了起来，最后差点动手。
那种为了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产生的焦虑和恐慌，弥漫在整个社会的空气里。人们的耐心正在被一点点耗尽。
有意思的是，在这种经济困境下，一种奇怪的消费观却在蔓延。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，很多人哪怕借钱，也要买最新款的iPhone，穿名牌的仿冒品，去昂贵的咖啡馆拍照发在Instagram上。这是一种矛盾又心酸的现象。
现实生活越是困顿，他们越需要在虚拟世界里构建一个光鲜亮丽的自我。
我问过一个叫Fatma的女孩，她在一个服装店打工，月薪600第纳尔，却用着最新款的手机。她说：“不然呢？现实已经这么糟糕了，我总得有点东西让我感觉自己还活着，还和外面的世界有联系吧？
”
她的这番话，让我半天没反应过来。贫穷和虚荣，绝望和挣扎，以一种扭曲的方式交织在一起。革命承诺给他们尊严，但当经济崩溃时，这种用消费符号堆砌起来的虚假“尊严”，成了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
三、世俗派 vs 宗教派：穿长袍还是穿短裙？
革命推翻了本·阿里的独裁统治，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。被压抑了几十年的伊斯兰势力迅速崛起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复兴运动党（Ennahda）。
这一下，突尼斯社会最深层的一道裂痕被彻底暴露出来：世俗派和宗教派的对立。
在突尼斯，你会看到非常分裂的景象。在首都的繁华街道和海滨度假区，穿着吊带裙、热裤的女孩随处可见，她们画着精致的妆，和朋友们在酒吧里喝酒聊天，生活方式和欧洲年轻人没什么两样。她们是世俗派的坚定拥护者，视法国为精神故乡，认为宗教应该是个人的私事，绝不能干涉公共生活。
我认识一个叫Salma的律师，她就是典型的世俗派精英。她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在法国留过学，对任何形式的宗教保守主义都充满了警惕和反感。
她说：“复兴运动党那帮人，就是想把突尼斯变成另一个阿富汗！他们嘴上说着‘温和伊斯兰’，但骨子里就是想用沙里亚法来统治我们。他们想让女人都蒙上头巾，待在家里生孩子。
这是历史的倒退！我们绝不能答应。”
她的办公室里挂着突尼斯第一任总统哈比卜·布尔吉巴的画像。布尔吉巴是突尼斯世俗化的奠基人，在他治下，突尼斯通过了阿拉伯世界第一部保护妇女权益的《个人地位法》，禁止一夫多妻，赋予女性离婚和堕胎的权利。Salma她们这一代人，是布尔吉巴世俗化政策的受益者，也是最坚定的捍卫者。
但换一个场景，你又能看到完全不同的一面。在内陆的传统城市，比如凯鲁万（Kairouan），或是首都的贫民区，街上的女性大多穿着长袍，戴着头巾（Hijab），甚至有些会蒙上面纱（Niqab）。在这里，宗教是生活的中心，清真寺的宣礼声就是作息的号令。
这些人是宗教派的主要支持者。他们认为，本·阿里时代的过度西化和世俗化，腐蚀了社会的道德根基，导致了腐败和贫富分化。他们希望回归伊斯兰的传统价值观，建立一个更“纯洁”、更公正的社会。
我通过一个本地向导的介绍，拜访了一个支持复兴运动党的家庭。男主人叫Ahmed，是个退休的小学老师。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戴着头巾。
Ahmed非常和善，他泡了茶，请我吃椰枣。他用一种温和但坚定的语气说：“西方人总觉得我们是恐怖分子，这是最大的误解。伊斯兰教导我们要和平、公正、互助。
我们不反对现代科技，不反对好的生活，我们只是希望能按照真主的教诲来生活。我们的女儿戴头巾，不是被迫的，是她们自己的选择，是她们信仰和身份的象征。这有什么错吗？
”
他指着电视里播放的西方音乐视频，皱着眉头说：“你们看，那种暴露的穿着，那种糜烂的生活，就是你们想要的‘自由’吗？那不是自由，那是堕落。革命，就是要把我们从这种精神的殖民中解放出来。
”
在聊天的过程中，我能感受到他对自己信仰的虔诚，以及对世俗派生活方式的深深不解和排斥。在他看来，Salma那样的女性，是被西方文化洗了脑，背叛了突尼斯的传统。
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，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从国会里的政治斗争，到网络上的互相攻击，再到家庭内部的争吵。穿长袍还是穿短裙，喝咖啡还是喝薄荷茶，说法语还是说阿拉伯语，都可能成为一个政治立场的表态。
我见证了一次很尴尬的“社死现场”。在一次聚会上，一个世俗派的朋友半开玩笑地对另一个朋友说：“你怎么还在用Facebook？那都是复兴运动党那帮老古董用的，我们现在都玩Instagram。
”场面一度非常尴尬，因为在场的正好有支持复兴运动党的人。
这种撕裂，让整个社会失去了共同的语言和价值基础。大家不再讨论“如何把国家建设得更好”，而是争论“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”。当一个国家连前进的方向都无法达成共识时，发展自然就无从谈起。
四、看不见的“哈拉加”：用脚投票的年轻人
在突尼斯，有一个词你几乎每天都会听到：“哈拉加”（Harraga）。
这个词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“燃烧者”，特指那些非法偷渡到欧洲的年轻人。他们“燃烧”掉自己的护照和身份，坐上拥挤不堪的偷渡船，穿越地中海，去追寻一个虚无缥缈的“欧洲梦”。
这是一场疯狂的赌局，赌注是自己的生命。
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，从2011年革命后到今天，有超过20万突尼斯人试图偷渡到意大利，其中数千人葬身大海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是数以万计的人用生命在投票。
我去了海滨城市斯法克斯（Sfax），这里是突尼斯最大的偷渡集散地。白天，这里的港口看起来和别处没什么不同，渔船进进出出。但到了晚上，气氛就变了。
我通过一个当地记者朋友的牵线，见到了一个“蛇头”。他叫“船长”，这是他的化名。他很谨慎，我们约在一个偏僻的海边废弃仓库见面。
他告诉我，现在偷渡的“生意”非常好，客户主要是18到30岁的年轻人，其中不乏大学生，甚至还有带着孩子的家庭。
“他们为什么要去？”我问。
“船长”冷笑一声：“你问我？你应该去问问我们的政府。这里没有工作，没有希望，什么都没有。
对他们来说，与其在这里慢慢等死，不如去海上赌一把。淹死了，一了百了；过去了，就是新生。”
他告诉我，一次偷渡的费用大概在4000到8000第纳尔（约9000到18000人民币）之间，对很多家庭来说，这是一笔巨款，需要倾家荡产，甚至借高利贷才能凑齐。他们乘坐的往往是简陋的铁皮船或者橡皮艇，严重超载，没有任何安全保障。
“一艘额定载客15人的船，我们能塞进50个人。能不能到对岸，全看真主的意愿。”他说这话时，表情没有一丝波澜，仿佛在谈论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商品。
我的胃里一阵翻涌。
我设法和几个准备偷渡的年轻人聊了聊。其中一个叫Sami的男孩，只有19岁，刚高中毕业。他告诉我，他的哥哥三年前就偷渡去了法国，现在在餐馆里洗盘子，虽然辛苦，但每个月能寄回家300欧元。
这笔钱，比他父亲在突尼斯当一辈子农民的收入还多。
“我不想跟他一样洗盘子，但我别无选择。在这里，我连洗盘子的机会都没有。”Sami的眼神暗淡，但语气却很坚决，“我偷偷攒了一年的钱，还差一点，很快就能凑齐船票了。
我跟爸妈说了，他们虽然担心，但也支持我。因为他们知道，我留下来，就是死路一条。”
我问他：“你不怕死在海上吗？”
他沉默了一会，说：“怕。但是，留在这里的绝望，比死亡更可怕。”
“留在这里的绝望，比死亡更可怕。”这句话像一把锤子，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。
政府不是没有想办法阻止。海岸警卫队每天都在巡逻，拦截偷渡船。但根本拦不住。
抓了一批，又来一批。甚至有报道说，一些警卫也收受贿赂，对偷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更讽刺的是，我发现，现在欧洲的一些国家，开始反过来向突尼斯“付费”，让突尼斯政府帮忙拦截这些试图前往欧洲的非洲难民和偷渡者。突尼斯，这个曾经向往欧洲的国家，摇身一变成了欧洲的“海上边防警察”。这是一个多么黑色幽默的轮回。
年轻人用脚投票，逃离这个他们曾经用热血和希望去改变的国家。当一个国家最富活力的年轻一代，都选择用最极端的方式离开时，这个国家的未来在哪里？
五、崩溃边缘的希望
在突尼斯待了一个月，我的心情像坐过山车。从最初的好奇，到震惊，再到沉重和压抑。我看到的是一个被撕裂的，在崩溃边缘挣扎的国家。
经济凋敝，政治内耗，社会对立，年轻人出逃……所有的问题拧成一个死结，解不开，也剪不断。
革命带来的“民主”，并没有成为解决问题的良药，反而更像是一个放大器，把所有潜藏的矛盾都放大了。政客们沉迷于权力的游戏，在议会里吵得不可开交，而普通民众，则在为每天的面包和牛奶发愁。
当初那个点燃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卖水果的小贩布瓦吉吉，如果他泉下有知，看到今天的突尼斯，会作何感想？他是会为自己开启了一个“新时代”而欣慰，还是会为这个“新时代”带来的混乱和痛苦而悔恨？
我不知道。
但是，就在我快要对这个国家彻底失望的时候，我又总能看到一些微小的，但却坚韧的希望。
我看到，在那些破败的贫民区里，依然有NGO组织在为孩子们开办免费的课后辅导班，教他们读书、画画。
我看到，在社交媒体上，依然有一群年轻人在组织各种公民活动，监督政府，为弱势群体发声，他们没有放弃，还在用自己的方式，守护着革命留下的一点点果实。
我看到，在一个叫做El Kef的内陆小城，一个民间剧团顶着资金短缺和保守派的压力，坚持为当地居民排演具有批判精神的现代戏剧。演出结束时，全场观众起立鼓掌，那一刻，我看到了艺术穿透绝望的力量。
我还认识了一个叫Aymen的年轻人，他大学学的是计算机，毕业后没有选择去欧洲，而是和几个朋友一起，在突尼斯创办了一家科技初创公司，开发面向非洲市场的APP。
我问他为什么不走。他说：“走，太容易了。留下来，才需要勇气。
这个国家是我们的，它现在病了，病得很重。但我们不能抛弃它。总要有人留下来，把它治好。
”
他的办公室很小，只有几张桌子和几台电脑，但每个人都眼神发亮，充满了干劲。墙上贴着一张海报，上面写着：“The Future is What We Build.”（未来，由我们创造。）
离开突尼斯的那天，飞机起飞，我从舷窗往下看。地中海的海岸线在阳光下闪着金光，Gammarth的白色别墅和Ettadhamen的灰色楼房，在万米高空中，界限变得模糊。
我不知道该不该推荐你来这里。这里没有多少诗和远方，更多的是挣扎和撕裂的现实。也许你需要亲眼来看看，然后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。
突尼斯旅行Tips：
1. 货币：当地货币是突尼斯第纳尔（TND），1人民币约等于0.44第纳尔。第纳尔是管制货币，不能带出境。建议在国内换好欧元或美元，到当地机场或市区银行、兑换点换钱，机场汇率略差。
保留好兑换单，离境时可以在机场把没用完的第纳尔换回欧元。
2. 语言：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，法语是通用语，尤其在上层社会和教育界。旅游区的酒店、餐厅、商店工作人员大多会说一些英语，但出了旅游区，英语普及率很低。学几句简单的法语或阿拉伯语问候语会很有帮助。
3. 交通：城市间的交通主要靠一种叫“Louage”的共享出租车，坐满8个人就走，价格便宜，比大巴快，是体验当地生活的好方式。城市内的出租车都是黄色的，一定要坚持让司机打表（By meter），否则容易被宰。
4. 安全：总体治安尚可，但需提高警惕。尤其是在人多拥挤的市场（Souk）和贫民区，注意保管好财物。尽量避免夜间单独前往偏僻街区。
与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区是高风险区，游客不要前往。
5. 穿着：在海滨度假区和首都富人区，穿着可以比较随意。但如果要去内陆传统城市或参观清真寺，女性建议穿长裤或长裙，准备一条头巾备用，以示尊重。进入清真寺需要脱鞋。
6. 饮食：当地特色菜是古斯古斯（Couscous）和各种塔吉锅（Tajine）。烤肉（Mechoui）也值得一试。薄荷茶是国民饮料，但非常甜。
自来水不能直接饮用，一定要买瓶装水，大约1.5第纳尔一大瓶。
7. 网络：可以在机场购买当地电话卡，Orange和Ooredoo是两大运营商，10GB的流量套餐大概30第纳尔左右，信号覆盖不错。酒店和大部分咖啡馆都有免费Wi-Fi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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